追求利润极大化之私人企业正式潜入社会福利行政之大饼之中。

因为由此就激发起起义者对起义纲领合法化的动机，我国历史上各朝代遭遇的起义无不有其特定纲领的设计，虽然尚未进步到告别王朝政治。[17]此外，训政阶段除了前述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孙先生也意识到训政阶段扶助底层民众的必要。

按照该法规定，英王即位时若尚未满18岁，如继位时的伊丽莎白公主，或因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如发疯的乔治三世，或出访等原因不能行使职权时，应分别情况由成年的王位顺序继承人、女王的丈夫、大法官、下院议长、高等法院院长、上诉法院院长等中的某些人摄政。显然，即便是在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制下，摄政这一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上台面之事，却成为一般法律规范明文规定的对象。换用黄仁宇先生的表达，就是社会结构中，上层和下层都可实现数目字管理。正是因为正视这一立宪君主制下仍难免会遭遇的困境，才使得通过制度安排使其从可能的篡夺政权的危险中脱离出来，成为可平安度过的常态政治。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坚船力炮打破了天朝大国的安详，清帝逊位不仅标志着王朝政治的终结，还意味着华夏一族从此精神上四分五裂，整个社会原有的知识结构不复有效。

二是忽略了训政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继承人的适格问题。（三）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如果说孙先生训政方略在知识上的不足，使得训政反而成为僭越者的阶梯，那么，重观1949年新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处，可以发现，除了黄仁宇先生所洞见，共产党打造了一个底层的结构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10]我国1982年宪法后的4次修正案，多是在党征求社会意见、形成宪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的阶段向社会公布党的草案建议，如1993年2月16 日《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3月19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3点补充建议。

[13]宪法的基本原则不能修改是修宪中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不论各国宪法对这一点是否有明文规定，宪法基本原则都应该是修宪的禁区。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时期，稳定是相对的，不稳定是绝对的，但我们宁可人不稳定，也不能让宪法不稳定，宪法的不稳定要尽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仅以修正案的形式修宪，而且可修可不修的不修。有时候经济力量可以转化为政治力量，经济力量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力量也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如果由议会公布宪法及其修正案，则强调的不是宪法的国家性而是宪法的人民性，民主性，它体现的是宪法的实质要件。

因此，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可能是少数人提出、多数人同意的。在程序完善与否的背后，一定有社会力量的支撑。

宪法应当与时俱进，但宪法不可能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作出准确、全面的反映，不可能将具体的政治运作的过程、结果一一纳入，宪法是政治力量中相对静态的部分。此外，宪法第19条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不必要的。在这些条款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某种公民力量的涌动，其中有富裕起来的人们要求保护自己财产的呼声，[65]有土地征收征用中、城市房屋拆迁中对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防范，有对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保障的关注，有在紧急状态时期权利与权力界限划分的普遍要求，有对人权的基本尊重。[88]作为与制宪权密切相关的修宪权，其程序应当与民主息息相关，如果民主性不够，代表性不强，就与民主宪政理论有距离，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但宪法必然会、也正在受到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特别才能就能看出社会在影响法律，那种喜欢低估外部力量的重要性，仅从法律内部解释法律发展，参考法律概念和法律思路习惯，认为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能抵制社会压力，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外部社会力量的认识是片面的。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有些条款体现了一种社会力量，它不是或不完全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也不局限于某个阶层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是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普遍需求。问题是，常委会怎么选择？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理由是什么？应该有一个说明，而这个说明应当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向代表们做工作报告时的一项内容，也可以是就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的要求而作出专题汇报，如果全国人大代表没有这样的要求，就等于默示同意常委会的做法而没有异议。有恒产者有恒心，当有恒产者的人数逐步壮大、成为一种社会势力时，他们保护恒产的恒心就将影响社会和法律的发展。

事实上，由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出修宪建议的例子已经很多，如1993年修宪时，成为后来的宪法修正案第4条的多党合作制，就是民主建国会最先提出来的，1999年修宪时，民主建国会又提出了4条修宪建议：把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写进宪法，把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改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9]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是工商联最先提出来的……，但这些建议一般是向中共中央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成为事实上的社会各方面对宪法修正意见的征求者、汇集者。为什么这一工作要由党来做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来做？由党汇集各种意见后再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正案草案，而不是由常委会直接面对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并对其进行汇总？是由于常委会的议事能力和运作方式难以胜任这项工作还是党对常委会不够放心？是制度设计时的精心安排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工作习惯？从宪政理论来看，这种广泛收集社会各方面修宪意见的工作应该由民选机关而不应该由某一党派来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作为长期领导人民的执政党来做这一工作又是有历史渊源的，这种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应该怎么解决或缓解？如果社会各方面直接向全国人大会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常委会能够有效地进行协调吗？如果暂时不能够，是否应该先改进常委会的有关机制？在改进之前是否有必要暂时维持现状？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深入地进行思考和论证。

因此，宪法只能体现政治斗争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如政治体制的建构、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等，宪法也正是通过这些框架性的确认来稳定国家的政治生活，控制其动荡的幅度和范围，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又如宪法修正案第5条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第7条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等，都是符合国家改革总体趋势的，1982年宪法对这些内容的规定已经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而这些内容又很难通过宪法解释来赋予其新的含义。

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和党员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是1/5的代表提出，意味着是整体中的局部提出的要求，他们必须能够证明对大多数人都有利而不仅仅代表部分利益，才能被全体接受。回顾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其中有些条文是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应该修改的，必须修改的，也是只能用修正案的形式、而很难用宪法解释的方式表现的。如果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定数量的公民提出修宪建议而受到不合理的压制，那么应当视压制的具体情况对压制的人或组织追究有关责任。至于修宪机关在提案机关提出修正案后，应该立即讨论和表决还是可以过一段时间后再讨论和表决，或者是否可以先讨论，以后再表决，这些问题可以由全国人大以宪法性法律加以规定，但不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决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2条对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又作了修改，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2004年修正案第18条又将其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虽然这种全民讨论不具备全民公决那种法律上的效力，但对于实现修宪程序的公开化、民主化，调动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都是十分有益的，[9]有些问题如全民讨论的时间作为一个法律程序可以由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当宪法本身没有对修宪提案的批准时限作具体规定时，补救的办法，一是通过宪法修正案加以规定，一是通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以宪法性法律规定。

法律的发展越是不易觉察，人们就越是对它肃然起敬。在某方面它像是倒过来的梭镜。

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与3次全面修宪相比较，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修宪力量呈现出相对平稳且多元化的特点，它们已经不完全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产物，推动修宪的力量已经由过去单一的政治因素转向多元化的各种社会力量。12月21日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12月22日和24日召开法律和经济专家座谈会。

2、在局部修宪背后的社会力量。这些惯例并不完全公开，也不一定都符合民主精神，而这些具体的程序是对修宪者的制约，它们直接影响着国家宪政的实现。毕竟人民代表的地位在人民之下，这一点决定了人民代表对人民制定的宪法的修改应当是有限度的。又如法学界对人治、法治问题持续20多年的争论，最终形成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共识，[66]这是1999年依法治国能够写入宪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因素。

[60]因此，经济力量的背后有政治力量，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毕竟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有限的，何况中国法学界的理论功底也没有达到能够充分有效地回应中国宪政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对其进行指导的高度，作为社会力量一部分的法学理论的力量在整个社会中也还不具备能够有效地影响社会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对宪法规范的影响还没有形成一种大致均衡的格局。

[35] 因此当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时，意味着原有的解释已经达到一种极限，对这种极限的突破已经超出宪法解释的范畴而需要动用宪法修改的手段了，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修正案第7条（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也就应运而生。[74]从总体上看，推动修宪的力量是社会各种力量综合较量的结果，修正案是多种力量磨合的产物，修宪的过程及其结果不仅反映了社会上占优势的群体的利益，也多少反映了相对弱势的群体的意志，任何强大的少数派都以修正案、修改或妥协规定在法案上留下了它的印记。

但一切党的活动，派系的斗争都应该在宪法和法律之内，而不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法的修正可以是、甚至应该是各党各派搏弈的结果，但任何党、任何派都无权在政治斗争中逾越法律的界限去限制对方的人身自由，更无权剥夺对方的生命。在中国，在现阶段，没有最高决策层的认可和支持，仅就社会上的经济或其它民间力量是很难启动宪法修正机制的，尽管小岗村农民冒死改革的壮举代表了农民对旧体制的强烈不满和要求变革的决心，尽管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在逐步壮大，其权利意识在日益增强，但如果没有中央决策层的认可，宪法是很难因此而有所变化的，至少这种变化要推迟许多年才能到来。

[76]这些描述与我国的某些宪法修正案的产生颇为相似，[77]如修正案第14条的规定一方面增加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内容，满足了希望改革的人们的愿望，一方面又重申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这对一部分担心改革过头的人又是一种安慰，消除了他们的某些疑虑。有时候一方似乎在一输再输，但实际上它可能在缓慢推进。以我国目前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为将近3000人计算，五分之一是近600人。美国宪法的27条修正案展现了这种社会力量的变化，其中有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的奴隶制庄园主之间的冲突，有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争夺，有代表激情的国会与代表理性的法院之间的较量，有黑人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不是党法，不是社会团体或某部分人、某个阶级的法，因此，政党制度虽然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政党的宪法化也是一种趋势，[64]但各国宪法对此一般不作过多规定（德国虽有《政党法》，但它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在这方面不是修正案太过频繁，而是原有的宪法规范太落伍，或者说中国正处于改革宪法的年代，[28]宪法稳定的相对性较为突出，当宪法和社会发生重大冲突时，我们总不能削足适履。

若触及宪法的根本精神，则不是修改宪法，而是破坏乃至践踏宪法的行为，若宪法修改越过这个界限，则和废止原宪法、制定新宪法无异。[61]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再一次拨乱反正，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把坚持改革开放写入宪法是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又一次较量并以改革派占上峰为结果的表现。

局部修宪是对宪法部分条文的补充、修正或删减，这种修宪方式通常表明社会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一般局限于某些领域，没有发生全面的、激烈的社会动荡，但变化是存在的，有时候还是明显的、重要的，这些变化同样是社会力量的晴雨表。立宪、立法程序的完善最终取决于权力格局的合理性，而权力格局的合理性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宪政是一个系统工程，很难有单方面的推进能够不受其它制约而长驱直入。